在扶贫的具体实践中，区分对具有劳动力的贫困人口的扶助与对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力的贫困人口的扶助，力求精准扶贫，实现农村贫困人口的两不愁、三保障。
[42]朱光磊：《当代中国政府过程》（第3版），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 249页。[49]因此，涉企政策、计划或者规划原则上要保持权利和利益安排上的稳定性，维护民营企业及其从业人员的合理预期。
这种分配制度同当前基本经济制度的所有制结构相适应，[14]契合现实状况和发展需要。一个自由市场做的就是给它的参与者提供发现利润机会的激励。应当对内部考核指标进行妥当性审查，不合理的要及时调整。[63]黄锫：《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成立要件的法理构造》，载《浙江学刊》2022年第2期，第49页。一方面，相对人违法未必一定给予处罚。
第一，优化行政处罚措施。企业家在经济活动时获得的尊严，和在经济事务创新时获得的自由，两者对于现代世界都是必要的。（三）修改论（兼及本体论）关于宪法修改的理论，是宪法变迁有关思考的必然延伸。
三、经济体制改革、宪法变迁与九三修宪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决定》，明确肯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并提出了要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35]本文认为，上述类型区分有可完善之余地——如第2种与第6种本质上都是规范实效之客观上无法实现——但针对国内改革实践变迁了宪法的现象，确实提炼了较为明确的理论要素。[19]游伟、杨利敏：《论冲突及冲突的解决——关于良性违宪的若干思考》，载《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第40-41页。黄维玲摘译：《日本宪法社会学的研究课题》，载《国外社会科学》1988年第2期，第52页。
[7]许崇德：《实施宪法促进改革开放》，载《法学家》1993年第1期，第34页。八二宪法体现了鲜明的改革精神，是一部改革宪法，为国家各方面的安定、繁荣、进步提供了根本的法治保障。
在宪法变迁中实现宪法规范的更新，是实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的重要路径，这是市场经济入宪留给我们的宝贵教益。其次，早期理论纷纷强调政策的重要性，实际上真正的辩论主题就是党中央或最高行政机关的正式文件与宪法之间的关系，可谓极具中国特色。但中国宪法传统的一个固有矛盾是，我们很难期待宪法之中不去写人有关经济体制的内容。具体而言，宪法与改革之间又呈现出多层次的关系。
那么，中国的权威政策可否在法学范畴之内找到准确的表达与定位？这个任务在当年完全没有解决，在今天也不失为一项重要课题。随着八二宪法实施年限见长，尤其是经历了更多次的部分修改之后，共和国早期历史记忆带来的紧张感在今天已经基本消失。其次，对于此种突破，应以实质标准作评价，即人所共知的三个有利于，于是定性为良性演变。郭教授将宪法变迁与宪法演变两个概念替换使用，定义为未经修宪程序或释宪程序、立法程序，也未对宪法原文做任何变动，只是基于社会实践的发展变化和实务的运作，突破了现行宪法的局限，导致宪法中某些既定国策与规定在事实上的自动变迁。
改革早期采取了先试验、再立法的路径。二、八二宪法的双重使命：在改革中重建法制作为一部改革宪法，八二宪法在推动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与最终建立的过程中，能够总体上保持很好的稳定性，这一点很值得注意。
参见林来梵：《规范宪法的条件和宪法规范的变动》，载《法学研究》1999年第2期，第42页。因此可以说，从宪法发展变迁的必然规律来讲，九三修宪是顺应了客观规律的一次成功的变迁，为立足本土的宪法实施积累了一次宝贵经验。
[16]1975年宪法大拆大建的立法方式及其背后走入极端的政治意识形态，注定要随着文革的终结而遭到抛弃。[24]为求讨论便利与相对精确，本文结合改革早期迈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以宪法变迁来指代一个并不那么狭义的范畴，因此，包含了多个彼此类似或密切关联的论述，可以按照如下分类或顺序来做重整。一方面，1957年之后我国接踵而至的各种政治动荡为宪法实施蒙上了阴影，在1975年宪法颁布之前，第一部宪法已经事实上被搁置。[10]以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密切相关的人民公社的地位、职能问题为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思路是取消人民公社，这本该是共识。其次，1988年的小幅修宪是一次宝贵历练，既创新了宪法变动的方式，也一定程度上脱敏了宪法修改这个话题本身，使得修宪议程不再与国家不安定这个思想幽灵捆绑在一起。如上文所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 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最终入宪，极大地舒缓了法制建设相对滞后于改革需求而形成的巨大压力，让改革得以再出发。
（三）重建法制八二宪法非常强调稳定性。第六届全国人大任期之内，大会及其常委会一共通过了37件法律，有关经济方面的法律22件，有关对外开放的法律10件，如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还显报告所说，这些法律对于促进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42]许崇德：《实施宪法促进改革开放》，载《法学家》1993年第1期，第34页。本文重点关注市场经济入宪以前的改革时期，所以总体上以1993年为学术脉络的临时界碑，以下呈现的相关讨论、学术主张主要限于那个年代的作品，除非有个别后续观点可用于印证或阐释早期理论的要义。
虽然丰富这个词与其他论者的发展一词表面上相似，但蒋碧昆教授并不避讳宪法规范含义的改变，更认为需要此种改变，而肖教授应该是觉得丰富是在建构的总体语义框架之内的填充，而绝无突破、生长之义。不过相对而言，蒋教授对宪法稳定性的强调稍多，他更具一般性地主张，法律具有强制性，所以党的政策一旦成为法律条文，就有其相对的稳定性。
如他认为《决定》有关计划经济以及市场调节之作用的表述，和宪法第十五条规定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没有任何矛盾和不一致的地方。但规范宪法——虽然这并非当时的术语——则要求宪法不应被虚置，既要指明方向，也要确立规范，而规范应当是严肃的。[32]3.变迁论（演变论）首次专门提出宪法变迁概念[33]并试图以更一般的方式将宪法普遍原理、域外经验与国内焦点问题整合起来的，是郭道晖教授。[31]二是，两种理论都强调，应该依照法定程序弥合《宪法》与实践之间的距离——张称之为脱节，蒋称之为矛盾。
现行宪法对个体经济有比较明确的规定，对于私营经济……是不是再看一看再作修改。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标志着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获得最高级别的政治认可，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指针，这就进一步积蓄了推动宪法变迁的力量。
郭老总结了宪法变迁的主要类型，包括：（1）过时的规范自动失效——这是指原有规范事实上失去调整对象。比照上述时间线可知，在1982年8月底完成宪法修改草案全民讨论工作时，十二大正要召开，因此，仅就经济体制改革而言，新宪法并不能及时充分纳入新规范。
缺少科学性，仅靠国家强制力硬撑着而形成的所谓‘权威'，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在本文看来，无形修改之学说绝不是否定宪法的稳定性价值，只不过修改两字本身较为直率，在特定年代的思想氛围之中显得扎眼而已。
[51]林来梵教授曾经概括为坚持改革开放与维护宪法秩序之间的二律背反。屠振宇：《我国宪法修正案技术的反思与重述》，载《政治与法律》2021年第6期，第110-120页。宪法之所以被称作根本法，在于其写人了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原则与规范。[34]郭道晖：《论宪法演变与修改》，载《法学家》1993年第1期，第40页。
许崇德、何华辉两位先生在1980年就谈到宪法的纲领性与规范性的话题，指出纵观各国宪法，凡政权日益巩固、社会渐趋稳定之后，宪法的宣言性、纲领性的成分往往随即减少，甚而至于消失。[48]在更晚近年代，姜峰教授的少数派声音也是值得注意的，他主张宪法的功能是有限的、特定的而不是全能的，它为纷繁复杂的公共问题提供了回应路径，那就是诉诸日常的部门立法和公共政策审议过程[49]其他更多思考与观点，在此不做展开了。
‘无形修改宪法论所宣扬的是违反宪法的‘发展、创新与‘探讨，‘无形修改决不能‘被列为宪法修改的形式之一。蔡定剑教授后来总结说，这是所谓经验主义的立法思想……反映了法制重建初期对立法的慎重态度。
在宪法实施与经济体制改革的互动关系中，宪法变迁现象有必然性，法学界，尤其是宪法学界对此密切关注，有关理论争鸣深化了对宪法实施规律的认识，也为后来的成功修宪营造了思想环境。然而，肖教授此论在另一重意义上可谓深具洞见，他提醒我们注意到，八二宪法通过及时跟上改革步伐而为自己不断赢得正当性。
